中国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历来广为社会诟病，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多次提到收入分配，温家宝也一再表达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决心，并制定了相应的时间表。这表明，政府已把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提到了非常重要的高度，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从目前已披露的主要举措看，不免又让我们担心：看对病却下错药的历史会不会在这次的收入分配改革中重演？
收入差距，掀起你的盖头来
国际上衡量收入差距的通行指标是基尼系数。据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0.32上升到今天的0.5以上，远远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的警戒线。如果说基尼系数这个概念太过学术，不易为普通老百姓所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更为直观的数据：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11年的23倍。考虑不易统计的灰色收入，中国真实的收入差距将更大。纯粹从数据上分析，基尼系数可从纵横两个维度进行解剖。从横向上看，衡量收入差距的主要指标是行业差距；从纵向上看，衡量收入差距的主要指标是企业高管和员工工资之间的差距。2010年中国的行业差距为8倍，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高居全球第一；上市公司企业高管平均收入约为职工平均收入的18倍，和日韩相当，但低于美国。所以目前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核心是行业差距。
《工资条例》：一个注定要失败的尝试
面对上述问题，中央明确的收入分配改革方向是“提低、控高、扩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热议中的《工资条例》给出的主要举措是最低工资、正常工资增长、工资集体协商和特殊行业工资公示。这些举措有用吗？
先看最低工资。不可否认，设定并定期调整最低工资确实可以起到“提低”的功能，但不要把这一功能夸大。众所周知，中国是从1993年起推出最低工资制度的。作为最低工资制度的理论受益群体，农民工的工资从1993年到2006基本处在原地踏步状态。农民工收入的快速增长始于2007年“民工荒”——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于企业而言，工资太低根本就招不到人，甚至即使提高工资，也出现大规模的“民工荒”。所以寄希望于通过最低工资来“提低”是不切实际的。
再看正常工资增长。所谓正常工资增长，是指国家根据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情况给出的工资增长指导线，要求企业参照执行。从实施效果看，每次国家公布指导工资增长率，有权的机关事业单位和有钱的国有企业就会在第一时间响应，抓住这合理涨薪的机会谋取利益。但对于雇佣了中国70%就业者的私营部门而言，涨不涨、涨多少国家说了不算，而是要看企业有没有钱涨、以及老板愿不愿意涨。因此，工资增长指导线在福泽有权有钱的体制内员工虽然效果明显，但对私营部门的劳动者而言却负面意义大于正面作用——因为伴随机关事业工资增长而来的必然是物价的上涨，理由是“工资都涨了，物价当然要跟着涨”。所以这条举措的实际效果，和中央所提“控高”在一定程度上讲是背道而驰的。
工资增长协商机制能否有效运行，取决于企业是否有能真正代表员工利益与企业进行对等协商的工会。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虽然从形式上看，各类企业都有工会，但从功能上看，即使是在所有员工都是工会会员的国有企业，其工会也只是行政的附庸，更别说民营企业。在这样的背景下，期望通过工资增长协商机制来完善收入分配，希望利用这一机制来“控高、提低、扩中”，无异于痴人说梦、对牛弹琴。
对于“控高”，《工资条例》开出的药方是特殊行业涨薪审批。这一做法有两个弊端：第一，直接导致政府审批部门的权力寻租。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博士生导师厉以宁教授认为，在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消失后，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依靠制度红利，而所谓制度红利就是要减少审批，完全按照市场规则来做。与厉以宁教授的睿智和远见相比，涨薪审批无疑是在开倒车；第二，逼迫特殊行业里的企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巧立名目、增加福利性收入。而这两个弊端决定了这一机制到最后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上述四条措施中，最低工资和工资增长协商机制本身就是法律，而正常工资增长和特殊行业涨薪审批如前所述难以奏效。但从舆论导向上看，现在的《工资条例》很可能像当年的《劳动合同法》一样，挟道德之名很快通过，然后在实施中行“祸国殃民”之实。因为这个条例背后所凸显的，是试图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解决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问题。
对症下药：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之道
良医治病素来讲究对症下药。要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必须先弄清楚问题的根源。目前收入靠前的行业是金融、电信、电力、石油，收入靠后的行业是农林牧副渔、零售、餐饮和建筑。从这个排名中，我们可以看出，排名靠前的行业有两个特征，一是垄断，二是国有。而排名靠后的行业也有两个特征，一是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二是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都不是很高。
为什么国有垄断行业的工资会这么高？因为垄断能带来高利润，这就为高工资提供了可能。而与国有伴随而来的是产权不清晰，即名为“国有”实为不知道谁有，所以高管有很强的动力给员工发钱——花国家的钱给自己赚人心和政绩，谁人不想？“控高”的核心就是要抓住这两条。而针对这两条最有效的办法，从利润上讲，要区别经营利润和垄断利润，垄断利润应当收归国家所有，为全体国民所共享。经营利润则在所有者即国家和企业之间共享。为了杜绝国有企业的高管慷国家之慨行一己之私，核心也是两条，一是强化以利润为导向的经营绩效考核，二是加强审计，强化国家财经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为什么排名靠后的行业如零售等的工资低？一是行业竞争激烈所导致的利润低，二是劳动者技能不高所以价值创造能力不强且对企业的单个谈判能力弱。所以从“提低”的角度看，核心也是两条，一是强化工会的力量，让工会回归其本来面目。在社会越来越开放的大背景下，让工会承担其应有的职能，恰是在基层化解大量矛盾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举措。2010年本田南海罢工中通过集体协商解决工资问题便是很好的例子。二是加大政府在职业培训上的投入并着力提升职业培训效能，提高劳动者的技能。
好心办坏事：切莫用计划的手段解决市场的问题
随着中国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前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式改革所带来的问题将一一凸显，仔细分析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很多时候都是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问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兰州的牛肉拉面限价、房屋限购和北京打的难等。这背后的原因，既有认识的问题，也有利益的问题。相对于认识问题而言，利益问题是最难的。减少各类审批以释放制度红利，其背后的难点亦在这里。所以当改革走入强调“顶层设计”的新时代后， 逐步将公权力透明运作，是支撑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高效增长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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